这些年来，曾有着百年历史的中国铁物的命运，如同坐了过山车一样回环曲折：从成长在铁路系统温暖怀抱中的好企业，到追逐规模而陷入融资性贸易陷阱的特困企业，再到卖地还债、苦练内功的脱困企业，再到2021年1月8日在深圳敲钟上市，中国铁物站在了全新发展起点上。

　　在《国资报告》看来，中国铁物扭亏脱困、起死回生的经验值得关注、推广，而其跌落神坛、陷入泥潭的惨痛教训也有深刻的现实意义。

　　《国资报告》：5年前，中国铁物资不抵债、举步维艰，5年来，企业各项经营指标逐年好转，未发生一笔债务违约，还实现了上市的既定目标，树立了国有企业成功化解债务危机的样板。在您看来，中国铁物之所以能够成功走出困境，有哪些重要的经验？

　　廖家生：5年来，中国铁物的扭亏脱困离不开党中央国务院的英明领导，离不开国务院国资委的有力帮扶，离不开中国诚通的科学托管，离不开银保监会、证监会和各位债权人的理解支持，离不开中国铁物广大干部职工的奋力自救。

　　首先是坚持党的领导，加强党的建设。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，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。中国铁物出事，是因为公司党的领导弱化、虚化，所以我们在扭亏脱困工作中，不断加强党的政治建设，确保公司改革发展不偏航、不走样。

　　其次是把信用当做战略来管理，看得像生命一样重要。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，一旦信用丧失，要恢复信用必将付出加倍的成本。中国铁物深信这一点，所以在危机应对与改革脱困过程中，努力维护公司信用。一方面确保债务不违约，全力筹措资金兑付敏感公募债券。另一方面，中国铁物的债务重组，是在没有发生违约情况下的主动债务重组，重组期间利息正常支付，重组完成后严格履行重组协议，甚至提前偿还债务。所以，中国铁物债务重组期间，在银行没有出现一笔不良贷款；重组后，中国铁物在银行的授信很快得到恢复。这是中国铁物走出困境的重要基础。

　　再次是要保持战略定力，牢牢守住主责主业。中国铁物百年沧桑，尤其近十年来的曲折发展轨迹告诫我们，坚守主责主业企业就能行稳致远，偏离主业、盲目做大则会风雨飘摇、折戟沉沙。危机发生后，中国铁物全面“入轨”，在最困难的时候，仍然保持了铁路相关业务的平稳增长，保障了国家铁路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，得到了国铁集团的充分认可，为我们生存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。我们深刻认识到，中国铁物生存发展的根基在铁路，必须稳固好这个根基，然后再谋求转型发展。

　　再其次要持续深化改革，这是我们摆脱危机的动力源泉。中国铁物之所以能够较快地扭亏脱困，得益于我们建立了以党委会、管委会、董事会、管理层这样一套层次分明、权责清晰、决策高效、制衡有效的治理体系，得益于我们不断优化内部资源配置，引入市场化激励约束机制，充分调动了企业全体干部职工的积极性，一批骨干员工不离不弃，为我们成功脱困打下了深厚的群众基础。

　　最后是要强化管理，这是我们平稳运转的基础保障。5年来，我们风险管控的弦一直不敢松，并充分吸取教训，不断扎紧篱笆、堵塞漏洞，不断挖潜增效。

　　《国资报告》：在您看来，中国铁物当初发展失控究竟是因为什么？

　　廖家生：这几年来，中国铁物上上下下都进行了深刻反思，一再分析检讨出事的根源。在我看来，首先是战略失误、主业出轨；其次是管理混乱、牛栏关猫；再次是过度负债、超出财务能力；最后是党建薄弱、监管不力。

　　《国资报告》：过度追求规模，是中国铁物出事的重要诱因之一。在您看来，企业应该如何看待规模与质量之间的关系？

　　廖家生：规模是实力的外化指标之一。企业应该有一定的规模，因为银行和客户、员工都要看规模，营业收入规模是利润规模的基础。但是不能唯规模论。做强做优做大三者的关系，国资委郝鹏书记讲得很深刻：“做强”“做优”“做大”是一个有机整体。做强是要体现经济实力和竞争力；做优是要求持续创造优秀业绩，实现高质量发展；做大是要成为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稳定器、压舱石。当前做强做优更为紧迫，也是进一步做大的基础和前提。郝书记把规模和质量之间的关系说得很透彻了。

　　《国资报告》：在中国铁物脱困过程中，国务院国资委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在您看来，当企业出现风险事件时，作为出资人的履责边界应该是什么？

　　廖家生：作为出资人代表，国资委是按照《公司法》履责。企业遇到困难时，出资人不可能袖手旁观，但不是代劳，更不宜直接操刀，应该按照市场化、法治化的原则，进行方向引领、指导协调、监督问责。所以企业千万不能有依赖思想，要奋发图强，要有担当意识。

　　中国铁物出事后，国资委给予了一定的国有资本预算支持，用于企业生产经营。尤其是国资委指派中国诚通托管中国铁物，是对我们强有力的支持。诚通的科学托管，增强了员工队伍的信心，确保了公司稳定。马正武同志经验丰富、敢于担当，为中国铁物扭亏脱困出谋划策、决策拍板；朱碧新同志在兼任中国铁物董事长一职前后，为我们具体工作的推进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得益于此，中国铁物成为用托管方式处置困难企业问题的成功案例。

　　《国资报告》：当前，部分国有企业债务问题仍在发酵。在您看来，市场应该如何理性看待国企债务问题？

　　廖家生：国有企业也是市场主体，发展就要负债。一般来说，不负债不一定是好企业，因为你没有利用财务杠杆为股东创造更多价值。现代金融之所以能够发展，也是因为实体经济有负债需求。

　　过去国有企业负债率高，主要是没有建立国有资本金预算制度和股权融资渠道，国有企业规模扩张主要靠负债融资。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入推进，资本市场和股权多元化融资渠道打开，以及国有资本金预算制度的建立，许多国有企业负债率都在下降。但债务融资仍是企业解决发展资金的主要手段，关键是不能超过财务承受能力过度负债，而且要防止期限错配，即不能用短期负债投向长期资产。

　　对于一些国有企业出现债务问题，债权人要理性对待。既要看企业是否还有核心竞争力，包括产品、服务、技术，还要看企业的管理团队和管理水平。对于那些有核心竞争力有发展前景的企业，应该予以更多理解和支持。因为以中国农业银行为代表的债权人对中国铁物有信心，我们自己也有信心，中国铁物债务重组和债转股的过程中，相关债权人给了我们喘息之机，让我们能够起死回生，才有了互利共赢的结果，才有了中国铁物崭新的面貌。（《国资报告》记者 刘青山）